“一辆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就跨了十多个部门。”
记者｜冯蕊
实习生｜黄佳瑜
编辑｜王潇
5月的午后，在上海市徐汇区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指导科科长顾耀耀刚和电商平台打完电话。
整治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专班结束半年多了，截至5月12日，今年辖区内已发生9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他仍在头疼：电池的风险，到底该怎么管？
他的压力，始于4年前的一起案件。
出租房内，电池包爆炸起火，一名快递员和他的妻子不幸身亡。现场有4个电池包，其中3个能识别出身份，剩下的一个，至今无法溯源。
从那天起，顾耀耀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不止是查清火灾成因，更是拦住下一场火。
同事打趣他，44岁已头发花白。他苦笑，从几百节烧焦的电芯里找出故障，“每查清一起案子，都得掉好几层皮。”
许多人同他一起推动改变。2017年到2022年，高峰期上海市一年的电动自行车火灾数量有1000多起。2024年，全市的事故数量降到约500起。
但追问并未停下：当一次次整治的浪潮过去，究竟留下了什么？
四年前的电池爆炸现场。 上海市徐汇区消防救援支队供图
规则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数月前，某小区一间车棚起火。
火源是一辆电动自行车。火势迅速蹿满整排车辆，短短几分钟就蔓延到附近商户，造成损失超过50万元。
调查后，事故源于一块超标的改装电池。工人从市区一家修车铺购买，正常市场价要两千多元，他只花了300元。
产品从哪里来？商行自己也说不清。顾耀耀早已习惯这番场景。
他第一次关注电动自行车火灾，是在2016年。
那时街上跑的许多电动自行车装的是铅酸电池。辖区发生过几桩起火事件，几乎没有造成伤亡。
直到他去公安局，查扣了一批违规的锂电池产品：标称电压超过国家安全规定的48伏。
一行人想进行刑事处罚，却犯了难。当时的国家规范还是一份“推荐性”文件，只能作为执法参考，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为了搞清楚锂电池的风险，顾耀耀开始请教业内人士。
消防鉴定专家刘春生是他的“启蒙师傅”，也是参与制定国家标准的人。
刘春生从2013年就开始研究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刚开始在国内试点运行，发生过几次火灾。”他记得，救援花费时间很久，所有人都想搞清楚：锂电池为什么着火？该怎么办？应急管理部门便委托他和同事研究，一干就是十多年。
在实验室，他见证越来越多的锂电池产品，哪怕用钢针穿过，也能维持稳定。但在现实环境下，“动力电池，尤其是锂电池，不管做得多安全，都有着火的可能。”
刘春生说，电动汽车有一套电池管理系统，能实时监测电池的健康状态和故障。但那些价值两三千元的电动自行车，负担不起这么高的成本。
“只能控制住火灾发生的概率、影响。”刘春生见到，2019年，新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升级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违规生产和销售电池有了明确的处罚条款。
但顾耀耀发现，规则升级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2022年10月，辖区内发生一起电池爆炸。顾耀耀赶到现场时，2房2厅的房间被隔成5个卧室，53岁的快递员和妻子就住在厨房。
他们没能逃出来。
消防队通过技术勘查，查明了3个电池包的电芯规格和连接方式——连接方式有三角形，也有鸡爪状。其中一组电池的规格达到60伏。
第四个电池包，技术识别不了身份。它没有编码。公安部门调取快递员的手机记录，上面也没有任何交易信息。
顾耀耀事后得知，在外卖、快递行业，电池往往在熟人间多次流转。有人将用了一段时间的电池包放在驿站、家中，同行见了就会说，“这个电池送我吧。”“要不低价卖我？”
根据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无法追责。二房东最终以失火罪被判刑。顾耀耀宣布完事故原因，满头白发的死者母亲握着他的手不肯放下。
东安四村的火灾中，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爆炸蔓延整个车棚。
2022年的“灭门案”，救援队在现场勘查。 上海市徐汇区消防救援支队供图
小小车辆跨了十多个部门
案件的余波在各部门之间蔓延。
顾耀耀了解到，政府在事故调查中指出，要吸取教训，不能再这么被动，工作得做起来：这些电池的源头在哪？高危人群是谁，下一步要怎么防？
当时，上海市电动自行车协会协助消防部门的治理工作。
协会的总工程师张策，最早在江苏做电池配套的生意，承担起副会长的职责。“原来是卖，现在是管。”他笑道，“一辆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就跨了十多个部门。”
他细数，有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部门、城管、房管、交通委.......“电池产品的质量跟市场监督有关，路上跑的电动车归公安负责，火灾又跟消防有关。”
但各个环节之间存在裂缝。
源头就断了。早在2018年，国家工信部门牵头建立了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溯源平台，要求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传电池信息。设计者之一刁语表示，尽管工信部持续督导各家企业，“信息上传的情形并不理想。”
“企业之间的数据就像孤岛。”她说，当一块动力电池最终进入不合规的生产企业，平台上就会出现信息空缺，甚至几年都没有更新，“这个时候有预警，但没有很好的解决途径。”
刘春生坦言，电池要从头溯源，90%的事故其实可以避免。“但要花费大量的行政力量，成本太高了。”
“二手旧电池在购物平台还是很容易买到，很多人会教怎么自己定制，装个铁盒子就行。”他曾向有关部门提议，“能不能把这些商品的链接禁掉？”对方苦笑：这是市场行为，从法律上很难禁止。
执法也不简单。顾耀耀发现，尽管在上海，“没有门店敢光明正大地卖改装电池。”但很多时候，厂家的电池来自邻近地区、省份，各地的法规有所不同，涉及跨区域协作。
张策见过另一番情形。市场监管局警告电动自行车门店不要卖改装电池。店主反复强调“知道了”，私下却打电话订货，“你送个定制的过来。”明面上不摆着产品，常规检查发现不了。
“和汽车不同，电动自行车没有报废制度。”张策说，只能由各个街镇上报数据。这些车辆的电池用了几年、状态如何，“没人掌握全貌。”
转折出现在2024年2月。
南京发生了重大的电动自行车火灾，造成15人死亡、44人受伤。调查结果显示，涉事车主违规改装，使用了网购的超标大容量锂离子电池。
一场全链条整治的行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顾耀耀被抽调到整治行动的专班。这一次，“不是光开个会，是实打实一起办公。”
高压打击的效果很明显。2023年，徐汇区区发生的电动自行车火灾是60起。专项行动后，事故在2024年、2025年分别下降到26起、14起。
这些数字是顾耀耀一天天摸出来的。每个案子都要熬夜，“所有人都盯着这件事，后面是要判刑的，不敢、也不能定错。”
同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顾耀耀在现场取证。 上海市徐汇区消防救援支队供图
救不完，换一条路
很多时候，他感到无奈。
数月前那场火灾后，卖电池的商行承担了责任。但最终需要为改装电池负责的，还是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工人。
顾耀耀去了涉事民工家中。他见到，对方有3个女儿，二女儿得了血管瘤，妻子因为一起工伤事故，把膝盖摔废了。出事时，工人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对方问顾耀耀，我要赔多少钱？家里的积蓄拼凑起来，也不到十万元。
犹豫许久，顾耀耀和消防队主动跟检察院、公安机关沟通，说明了当事人的家庭情况。工人被刑拘30天后取保候审。剩下的40万元赔偿款，只得走公共保险兜底。
“辖区内13个街镇的电动车棚，一半以上都买了公共保险。”顾耀耀说，但全靠兜底行不通。
辖区的人口是110万，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有22万辆。区里的老旧小区，密集居住着保安、保洁、外卖和快递人员，“电动车是他们的生产工具，几乎每天都在用。”
起初他和同事想了个“土办法”。他们推出一个消防钩，一旦火势还只在一辆电动车上，人不能近身，就用钩子把车拖出来，让它在空地上单独烧毁。
不久后，他们又开始在区里的车棚推行“3+1”措施：要安装4个简易喷头，一个单点报警器；加装一套追踪、定位事故车的视频监控；还有防火分割，每十辆或二十辆车之间都要有一道1.5米的屏障，将火情限定在局部范围。
“上个月区里的一场火灾，因为有了这些措施，只烧了5辆车。”顾耀耀说：“这两年区里在这块的投入，已经有将近8000万元。”
但这些做法，治不了火灾的源头。
张策和同事想到了另一条路。
“电动车充满电要8小时，在路边的换电柜换个满电的电池包只要30秒。”张策说，全市做换电柜的供应商有五十多家，不是每一个柜子里的电池都是国家认证的合规商品。部分电池来自三无工厂。
他们运营了一个“锂康码”数据监测平台，希望能够统一管理全市的换电柜。
“接入平台的每一组电池包，都是大厂生产的智能化产品，要通过消防测试，附上编码、实时监控。”张策说，哪怕不小心起火，“这些换电柜里有自动浇灭的水箱，只会烧一个仓。”
为了吸引运营商加入，协会从政府那儿争取了免费的公共场地、电费直供的政策。这样一来，“一台换电柜每个月能省七八百块成本”，张策说，目前平台已经有2.7万个充换电柜、39万组锂电池。
问题却远未解决。
全市还有十几家运营商没有接入。张策和同事们去劝说，对方没有理会——协会又不是执法部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街镇愿意给的建设场地还不够多。交通部门也有顾虑，在公共区域安装柜子，难免影响道路通行。
领导一批批来协会视察，张策越发焦灼。协会只有十几个人，六十多万元的运营资金，大家自己掏了不少钱。
张策展示锂康码监测平台与换电产品。 记者 摄
浪潮过去，怎么行动
去年底，随着电动自行车火灾的形势稳定下来，整治专班转为定期会商。
“一旦不集中办公，大家都觉得这件事结束了。”张策见到，协会的工作人员去街镇调研，对面的工作人员很诧异，“专班都结束了，你们怎么还在干活？”
张策苦笑。全上海有850万电动自行车用户，其中20%用的是锂电池。
他在宣传时发现，每个街镇都有四五十家电动自行车门店。店主们听到国家的政策、锂电池的安全隐患，纷纷表示能理解。
“门店还能一对一宣传，老百姓是接触不完的。”张策一行曾和居民说，注意电池的安全问题。对方摇摇头，直言自己没见过火灾，哪怕隔壁的车辆起火，“我自己的车也没什么问题”。
今年，协会有了新的打算：想让更多电动车门店售卖的电池具备4G互联网功能，纳入平台统一监测，及时预警；还要在各大小区，为普通居民建一批换电柜。
张策抱着期待。目前协会的部分工作已经有了住建部门牵头，“才刚刚开始，道路还很长。”
刘春生参与了多项国家、地方标准的制定。
去年实施的国家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要求电池必须打上耐高温的钢印号。通过这样的标识，就能在火灾后找到实名登记的购买用户。
刘春生说，新国标还对车辆的部件提出了阻燃要求，尽量限制可燃烧塑料的使用。上海市出台的机动车管理条例，则规定了电动车棚，离居民楼必须有3.5米的防火距离。
刁语也在推动新的管理办法。
她从2014年就开始研究动力电池管理制度，当时国内没有任何参考。“问题是一步步发现的，办法也是一点点升级的。”刁语说，未来可能会有更高层级的《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条例》，针对目前有法规空缺的储能电池以及电动自行车等低速交通工具的电池产品，叠加创新的管理机制。
各地陆续有了新的尝试。在厦门，每辆报废车的电池编码必须如实填报；在六安，12个部门和企业一同把新规变成各自的职责；重庆等地出台了地方管理办法，并建设中外合资循环工厂，扩充正规军的产能。
5月28日，工信部召开动力电池回收专班第二次会议，这是这一专班时隔一年再度开会。会议提到，要加快建立应对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长效机制，“时间紧迫、意义重大”。
顾耀耀面对着压力。“目前市场上流通的许多电池，是在新国标出台之前生产的。”他得知，在外卖一个站点里，大概有30多位骑手，其中3%的人是兼职或是日结的灵活就业。他们不会使用换电柜，更倾向于自己购买电池。
平台向他透露，他们规定这些骑手每月必须上传电池编码，方便安全管理，但很多骑手会绕开规定——用的是改装、超标的电池，实际上传的，是从网上、朋友那里弄来的正规电池信息。
顾耀耀还发现，许多小区的安保人员遇到电动自行车火灾，一个劲地用灭火器、干粉，但这些无法发挥作用。“电动车的起火要扑灭，需要足够的水。”
他还看见，一些居民遇到火灾后盲目逃生，受了重伤。“如果只是公共通道有烟，还没有飘到家里，固守待援反而是更好的选择。”他告诉社区，最好的宣传方式仍旧是传统的“喊喇叭”，比海报与传单更直接。
他认识到，拦住火灾，靠的是日常里人的知识与重视，远远不止于一场专项的行动。
顾耀耀在日常检查中排摸火灾风险。 上海市徐汇区消防救援支队供图
（文中刘春生、刁语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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